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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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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嘉兴市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徐志摩、穆旦、金庸等人与其俱为同乡,甲骨四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号雪堂)和王国维(号观堂)]之一。

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开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传,远祖王圭、王光祖、王禀、王荀四世,均以战功显赫,其中王圭、王禀及王荀死于国难,尤以王禀于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敌而殉国,是一位勋绩卓著的抗金民族英雄。王禀之孙王沆随宋高宗南渡,袭安化王爵,赐第盐官,遂定居于此,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到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已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

海宁旧有安化王祠,始于明弘治年间,嘉靖壬子年毁于火,后又重建,移之邑治之东,今旧祠已不存。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禀及袭封前爵、赐第盐官的王沆,在海宁受到当地人民的长期敬仰。王国维对此也深感自豪,撰有《补家谱忠壮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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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王国维娶莫氏,生潜明、高明、贞明。莫氏故世,继室潘氏,生子纪明、慈明、登明,生女东明、松明、通明(早殇)。长子王潜明于1926年早逝。1949年以后,3子女留在了大陆,2子2女去了台湾。而二子王仲闻最为知名,从事诗词校注,但被诬陷为特务,最后服药自尽。

1941年,一家人为避难又飘零各地——王东明去了西安,王登明去了昆明。王松明、王贞明、王纪明和母亲则去了青岛。

1941年时,王高明已经是邮政总局的副邮务长。1949年后,他到北京任改组后的邮电部任秘书处副处长。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打成右派,还被开除公职。王慈明在“文革”中也屡屡被指责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

1952年,王慈明也奉调到第一机械部,到了1956年,又作为新政权选拔出来的第一批总工程师,被派去筹建成都量具刃具厂,从此一直待在成都;王登明留在了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医科大学教授、药剂学教研室主任。

1987年9,38年后的重逢,王东明与王贞明和王慈明、王登明终于在香港见面。此时,当年的八个兄弟姐妹,已经有四人先后去世,剩下四人的年龄加起来,“刚好三百岁”。

1990年中秋,在离大陆42年之后,王东明第一次踏上了“回娘家”之路。在前往清华旧居的路上,她想着以前的房子有着“朱漆的大门及廊柱,还有闪着金光的门环。”但在过去后看到的情况则是:房子还在,但由于长期缺乏修缮,都显得很破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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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成就

文学方面

王国维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最著名的是其 《人间词》与《人间词话》,这两者又构成互相印证的关系。他词作的成就在境界的开拓上,而境界也正是《人间词话》所着力强调的。从具体作品分析,王国维的词作多摆脱了抒写离情别绪、宠辱得失的俗套,重在展现个体的人在苍茫宇宙中的悲剧命运,是对生命与灵魂的考问。他“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周策纵《论王国维人间词》),诗词中因此每每流露出哀伤的气息。如《采桑子》中言:“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发现人间的苦难,是与因循守旧、知足常乐的人生相对立的境界,是人的觉醒。如此,“境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他的词表达的就是一种哲学境界,而超越了伦理的境界。

《人间词话》中“无我之境”的“无我”,即为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教育学说》一文中讲的“无欲之我”;所谓“理想”与“写实”的提法,也是来源于叔本华使用的概念“理想”和“摹仿自然”。王国维将叔本华等人的哲学美学观内化为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并与中国的传统艺术实践进行了完美结合。《人间词话》成为中国美学史上融通中西、承前启后的理论巨著。后来王国维在戏曲研究、历史研究、古文字研究等领域进一步做出突出贡献,也都与其极富创造性的精神追求和思想导向有关。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了治学经验,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词句出晏殊的《蝶恋花》,原意是说,“我”上高楼眺望所见的更为萧飒的秋景,西风黄叶,山阔水长,案书何达?在王国维此句中解成,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

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引用的是北宋柳永《蝶恋花》最后两句词,原词是表现作者对爱的艰辛和爱的无悔。若把“伊”字理解为词人所追求的理想和毕生从事的事业,亦无不可。王国维则别具匠心,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引用南宋辛弃疾《青玉案》词中的最后四句。梁启超称此词“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这是借词喻事,与文学赏析已无交涉。王国维已先自表明,“吾人可以无劳纠葛”。他以此词最后的四句为“境界”之第三,即最终最高境界。这虽不是辛弃疾的原意,但也可以引出悠悠的远意,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要达到第三境界,必须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三种境界”论出自晚清学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在《文学小言》一文中,王国维又把这三境界说成“三种之阶级”。并说:“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今人常用这“三重境界”来解析爱情离合、仕途升迁、财运得失等等。大师的阐释与这俗世的轮回的确是不谋而和的。洞悉人生,爱情也罢,仕途也罢,财运也罢,所有成功的个案无非都是经历着三个过程:有了目标,欲追求之;追求的过程中有所羁绊,坚持不放弃;成败关键一刻,挺过来了,喜获丰收。而所有失败的个案大都是败在第二个环节上了。

凡人都可以从容地做到第二境界,但要想逾越它却不是那么简单。成功人士果敢坚忍,不屈不挠,造就了他们不同于凡人的成功。他们逾越的不仅仅是人生的境界,更是他们自我的极限。成功后回望来路的人,才会明白另解这三重境界的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史学方面

王国维的史学研究成果主要收集在《观堂集林》卷9至卷22的14卷《史林》中,大致包括八个方面:殷周研究、司马迁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古代北方民族研究、辽金元研究、汉晋简牍研究、青铜器物、石经、碑刻、度量研究、敦煌研究,而以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文物和古代北方民族、辽金元研究五大方面成就最为卓著,贡献最为杰出。1925年新印讲义《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为其思想方法的理论总结,提出“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结合的著名“二重证据法”。

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审。

他自己称以上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意思是运用地下的材料(考古)与纸上的材料(文献)相量印证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象,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哲学方面

王国维在中国哲学学科建构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王国维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梳理中国哲学所进行的开创性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雏形。

有人认为,王国维是西方哲学的介绍和传播者,即所谓“早年西洋哲学之介绍”。而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王国维的“哲学姿态”虽然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所据文献的限制,因此主要是将其视为“中国美学的奠基人”。对于王国维的这种“失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首先,从学术贡献而言,毫无疑问,他在历史和文学上的贡献要超过在哲学上的建树。其次,他对哲学研究的兴趣持续的时间比较短。这使得他在职业分化越来越具体的现代知识体系内很难被归入哲学家的行列。

但是与同时代仅仅停留在对于西方哲学思想的介绍的大部分学者不同的是,王国维不仅能对以叔本华、康德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的思想发展脉落有了更深的理解,并做出自己的评论,而且能够运用以叔本华的观念来整理和分析中国哲学的问题和概念,这使他实际上在20世纪初的哲学介绍和研究者中显得高人一筹。

由于时代的限制,王国维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其接受方式是一种“单一性接受的水平” 。这种方式的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就是基于接受对象的单一性而呈现出与接受对象的一致性,就从王国维的论说方式来看,他十分推崇叔本华的观点,从他的学术取向而言,他所选择的立场基本与叔本华相一致。另一方面,接受对象的单一性也使得王国维对于被接受者有着深入而正确的了解。分析和罗列,最后得出结论说:“哲学者,论自然、人生、知识等之根本原理之学也。”正因为明确将哲学规定为“根本原理之学”。王国维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显然是建立在他对于西方哲学的了解和掌握的基础之上,这不仅从他的文章的写法了可以看出,更为重要的是他是试图用他所掌握的西方哲学的观念主要是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观念来整理和讨论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梳理中国哲学的一些基本的范畴。

王国维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哲学侧重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而缺乏纯粹的形上学的兴趣和成果。从范畴整理来说,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论性》、《释理》、《原命》这三篇文章。 比如从王国维研究中国哲学的主要代表作品《论性》、《释理》来说,其基本的立场显然受到他在1902年翻译的日本人元良勇次郎著的《伦理学》的影响。

王国维当时对于西方哲学的了解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人,但就他利用西方哲学的方式来整理中国哲学所做的贡献之最大的,还在于他初步创立了作为现代教育的学科而存在的中国哲学的面貌。王国维为20世纪中国思想界整理古代的哲学传统创立了一种范式,这种新范式有一些基本性的特征就是以西方的哲学问题作为出发点,对于材料的整理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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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品

蝶恋花 蝶恋花 蝶恋花 好事近 阮郎归